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摘要：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结合以及两者的综合能否有效，这需要对各自的理论要点进行梳理。存在主义主要坚持七个基本原则：即科学和现实都是荒谬的、模糊性宰制着存在本身、主体意识绝对优先于一切客观事物、通过摆脱决定论来解释和捍卫个体的自由、人类宿命论、现代社会是完全异化的以及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追问。基于这些原则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则持有相对立的看法，即主张“客观的真实性”、“必然的确定性”、“人对社会的依赖性”、“道德的合历史性”、“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异化消除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以及“生存的实践性”。由此可以确定地指出，任何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的研究都是失效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破除的理论屏障。
作者简介：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男，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著有《唯物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terialism）（1965）、《经验主义及其发展》（Empiricism and Its Evolution）（1968）、《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Marxism）（1969）、《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HumanismandSocialism）（1973）等。
本文摘译自乔治·诺瓦克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1978）第231-252页为了便于阅读，文中标题为译者所加。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2013年7月）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哲学讨论最广泛的，也是对我们时代哲学家们最有助益的。存在主义在西欧占主导地位并在美国越发流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教条，在一种形式或其他形式上，它还被视为全球范围内多种运动和政党的指南。
在过去20年间，这两种思潮相互之间展开不间断地论战，其争论的中心主要在法国。在法国存在主义找到了其最具天资的代言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及其伙伴，他们通过与马克思直接的联系以及与马克思的争辩推动了其立场的发展。他们依靠欧洲大陆（那里不像美国），而大陆的社会主义影响公众的生活已接近一个世纪了，其中在一个国家里共产党就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遵循着社会主义，这极大地镇压了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一氛围迫使所谓的“柑橘”的左翼分子在其观点演进的每一步都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萨特的发展尤其自相矛盾。在非唯物主义思想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支配下，他制定了原初的存在主义思想作为对马克思故意的挑战。在《虚无与存在》（1943年）和《唯物主义和革命》（1947年）中，萨特表示其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替代。而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发生了转变并拥抱了马克思，至少在口头上——对他来说，如他在最近出版的自传中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比客观世界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
他最近的哲学论文《辩证理性批判》（1960）的第一部分已被翻译为英文，其标题是“搜索一种方法”。在该文中他表示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存在主义渴望重新激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40年代那些谴责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人类自由的敌人是错误的存在的现象学家，现在建议去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
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哲学能够被结合？两者的综合能否有效？该文尝试着展示对抗着的世界观不能被协调或者被综合到一个包含两者“最好的特性”中。传说中的炼金术者认为通过将火和水相容，他将炮制出最令人满意的“火－水”。事实上，当两者放在一起，必有一方会消灭另一方。这个道理与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样的。他们在广泛的问题域上（从哲学和社会学到道德和政治学）的基本立场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它们难以协调。
这些结合不过表明，他们在诸多重要问题上是分歧的。让我们首先思考他们关于现实性质对立的观念，然后思考他们关于科学对立的观念。科学是我们付诸于调查和认识世界的努力之最高级的表现。
#一、科学和现实的荒谬
对存在主义来说世界是非理性的；对马克思来说世界则是有规律可循的。存在主义形而上学的命题被设定在一个灾难性的个人经验的语境中。他们痛苦地发现我们被抛入的世界没有足够的或必然的存在理由，也没有理性秩序。存在只能在这样的境遇下存在，一旦我们发现它，我们就得接受它，存在是完全偶然发生的并整体上是无意义和肤浅的。
人的存在与此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生来荒谬，死去荒谬”。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来，我们为何在此，我们得干些什么，又或者我们该往哪儿去。“每一个存在物无缘无故就产生了，它们摆脱惰性的缺陷以延长自身的寿命，然后死于偶然。”萨特厌烦地如是说。
一旦世界被剥夺了意义以及合理估价，那么存在一门哲学将在措辞上形成矛盾。对比宗教神秘论，哲学旨在通过概念——理性的工具来阐明现实。那么，解释一个无矛盾的荒唐的宇宙又或者在理论本身寻找理论的立足点何以可能呢？
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不可能也不值得有条理地去思考人生的现实，因为人生的现实逃避对抽象理性的把握。阿尔贝·加缪以类似的原因否弃了存在主义的理论。他断言，基本上没有希望去试着去将理性形式置于非理性内。人必然要承受、遭遇和反抗存在的荒谬性，它不能够被人完满地解释。
然而，这一派别的专业思想家并没有选择去实现哲学的自杀。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推动其理论向前发展，从而精心构建一门“存在于荒唐世界”的哲学，这是他们的不合逻辑之逻辑。如果每一事物都是无药可救的自相矛盾，哲学事业为何要成为一个例外呢？他们说道，人类的使命在于寻找无意义的意义，抑或至少给予难以理解的世界以贯穿语言和行为的意义。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现实已在一个糟糕的方式上发展了，它在理性上是可解释的。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合理性与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联系产生了因果联系，它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变化。在一个相互制约的历史阶段上，物理产生并推动了生物、生物社会和社会心理的发展。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本质联系并且归结出有助于人类活动的规律。
宇宙事物发展过程的合理性、决定论和原因并不排斥而是拥抱客观存在以及荒谬、非决定论和偶发事件的意义。
然而，现实的这些随机特性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规律性。它们不是自然与历史不变的或不可移动的方面而是现实的现象，它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面。譬如，偶然是必然的反面。但是偶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被锁定在统计规律性的事件当中。量子力学和生命保险业说明个人意外可转化为总的必然性。
意外没有什么但至少可以通过频繁得到转化。当足够多的意外累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转变为一种新的运行规律，它将取代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规律。贯穿于意外转变为规律的偶然和必然的相互作用表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上。在部落生活下，用于直接消费的个人产品是正常的而用于交换的产品是一个比率和随机事件。在资本主义下，待售品是普遍的规律，用于个人的产品则是不寻常的。在第一经济系统里断然必然的东西在第二经济系统里则是偶然的。而且，在一种经济向另一种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偶然和必然已经交换了位置并相互转化。
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合理和必然的社会结构，在经济进一步发展阶段上成为荒唐、难以维持和废弃的。这样的封建关系反应了特定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水平，并成为如唐吉坷德一般落伍的关系，它须在较强的力量和较合理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到来之前就做出让步。
马克思主义称存在主义错在将永恒的绝对性从偶然事件一个不守规矩的现象中分离出去。这并非是存在无条件和不可改变的方面而是存在相对和可变的方面。
作为他们相冲突的现实观念，这两种哲学思潮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如果世界彻头彻尾是非理性的，那么持续而全面地致力于给予现实关系和现实运行可理解性和易掌控性的科学，必将是无意识和无用的。他们责备科学家对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替代性的概念和数理抽象、用人的内容来填满合理性的空壳、忽视了存在最本质的东西，并培养了肆无忌惮的技术。此技术就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威胁着要摧毁其创造者。
坚守现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将科学知识和科学调查尊为理性实验最为丰富和最优良的表现。它相信：物理和社会规律的发现有助于解释发展的规则和不规则，因此即便是最极端的自然、社会和个人的不规则皆能够被人类所理解。
#二、模糊性的优势
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模糊性宰制着存在。原因很容易就可以弄懂。模糊性是间于混乱和秩序、黑暗和光明、无知和渊博之间的一种状况。如果世界被偶然所统治，那么一切事物将不可避免和不可消除地沦为非决定。缺少因果关系将给现实带来使现实蒙上无可奈何的模糊之欺骗和混乱。
这种不确定性在个体身上显得尤其深刻。我们因我们内在的势不两立的构成因素而感到痛苦。由于我们被困在相冲突的可能性的迷宫中，这一境况显得尤其困难。我们必须在迷雾中行动，迷雾中朦胧的影子朝着不确定的方向移动并朝着一个未明的方向前行。因为特定的情况没有以一方优越地代替另一方的内在结构、趋势或标识，所以存在主义有权接受任何看似引人注目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的是偶然或任性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发现“精神生活的本质形式被模糊性所标记。”西蒙·波伏娃告诫我们“从一开始，存在主义就已经将自身定义为一种模糊性的哲学。”她尝试着去寻找人类悲惨的矛盾基础上的道德，人类如夹在纯粹的外在对象与纯粹的内在意识之间的羽毛球一般，因不能实现两者的一致性而备受折磨。
梅洛·庞蒂却将模糊性作为其社会观和政治观的主要原则。他坚持认为，人类愿意与否推进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许多冲突的力量正在相互起作用。这些没有任何发展的中轴线，也不表示会有任何特殊的结果。我们必须从五花八门的可能性中恣意地挑选出一种来，并且在不确定性和混乱中间对其采取行动。我们的选择只能阐明我们的性格但不能移动内在状况的模糊性，也不能移动正在经验的危险，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一场赌博。
梅洛·庞蒂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并没有将历史的偶然置于历史的必然之中。他将其势不可挡的非决定论运用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这种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偌大的承诺，仍然是历史的衰退，历史上具有足够破坏力量的阶级斗争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建设；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主线将被复原。”这就是怀疑主义的理论来源，怀疑主义者暗地里不愿加入共产党，这直接导向其往后对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政府的反感。
存在主义者笔下的人物表明人类神秘的二重性。他们没有固定的指导角色或可预知的指导课程。他们陷入意想不到和无规则的行动，该行动违反了其以前的承诺。他们的生命和动机易引起多重意义和无结论的解释。这一点存在主义的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要去澄清，因为误解必定伴随着存在的模糊性。关于这一点，最后的一例则体现在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泰妮·爱丽丝》中，其令人不解的表征和意义不仅在于戏剧的批判性，还在于作者和编剧家。
模糊性问题是十分真实的；它产生于事物的矛盾内容。当世界具有一个决定结构和一个清晰可辨的变化秩序时，其构成要素是如此的复杂和多变以至于它们的发展形态只能通过极其含糊而令人困惑的表象体现出来。问题在于这些矛盾的表现是否应该仍是恒久含糊和不可解决的，还是应该用科学方法将这些差异的和误导人的形态更变为一些通达事物的本质的规律模式。
存在主义者不愿苟同以下这种意见：情境的结果取决于结构内部相互作用的所有相关要素的比例。他们想通过完全依赖个人意志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这与他们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结果通常与人的目的、欲望和期望相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哪些其他潜在的因素决定人类行为的结果呢？
唯物主义辩证法弥补了存在主义的缺陷，起步于一个前提条件，即在现实中可以确定的东西在思想中也能找到确定的模式。尽管在现实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隐藏至深、复杂而扭曲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终能随着时间和努力而被所阐明。确切来说，所有过程的辩证本质在于展示其内在的立场、逐渐暴露和决定其极端方面直到他们达到其破坏点和终极的消解点。随着事物内部反抗力量和趋势被推到极点，它们变得越来越笼统且越来越清晰。对立面的斗争通过一方不可协调地代替另一方而告终，并且最大化地得到了澄清，这是所有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主义并不将模糊性看作一种不可渗透和不可替代的事物或思维的属性，而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有待发展且暂时的状况。任何一种未解决的情境都将让位于更宏大的决定。现实和我们对它的理解不必永远模糊的，就如水不必永远在一切条件下都是流动的那样。
秩序和混乱是事物相对的特征。在最糟糕的混乱的背后或根源处都隐含着秩序的来源。秩序最为固定的形式由不规则性的痕迹所组成，此不规则性能够及时地传播出去、推翻和颠覆秩序的对称性和稳定性。而且，模糊性作为一种障碍，它既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挑战，也能够被视为一种机遇。它推动着知识和实践向前发展。随着人类在客观判断的事物方面成功地以明确的观念代替了不确定性和存疑的事物，科学进步和活动变得更有效了。
存在主义为历史不可消除的模糊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强调历史不是直线或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统一方式发展，确实他们中的一些人质疑人类是否完全地进步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历史充满不规则性、遗漏、滞缓和倒退。由于可以确定的原因，尽管历史有其曲折性，但是历史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由野蛮向文明发展总是向前和向上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必然性和反讽的偶然性，最后的解决方案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法国封建论者、殖民效忠者、南方奴隶主、德国纳粹分子和俄国资本家皆能够证实这一点。
#三、个体及其环境
出于分析的目的，现实可被划为两部分：一个是大众，另一个则是个人。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不管任何人怎么想、感觉如何抑或怎么认识它，它依然客观地存在于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此相反的是个人经验的内在主导，此观点认为世界就如我们每个人所察觉、感知和反应的表象。虽然人类存在的这两种维度事实上从来没有被分开，虽然它们粗糙地相互反应，但是它们并没有在本质的方面同时发生。因此，人们能够分开地并自主地思考和学习它们。
关于人类生活关系的性质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以及地位、内在联系、公共和个人世界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两种不一致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表示自然优先且独立于人类。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和一部分必然依赖于自然。存在主义坚持认为人类客观的和主观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而相互存在，事实上主体使世界成为所以然。
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唯心主义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客体性之间的分歧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有关论断可以看出来。海德格尔称“在言语和语言中，事物首先始于存在和是。”按照现实其他方面获得只涉及人类经验范围内存在的观点，海德格尔并不只是简单地描绘人类存在的意义，而是描绘了来源于人们口头表达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这种作为人类言语和思维的功能只是反映了事物的踪迹而不是去创造它们。不管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紧密联系还是仅仅利用它们而独善其身，外在世界依然存在着。
整个存在主义围绕着主体意识绝对优先于一切客观的事物，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存在的真理和价值只能在个人经验、本真自我的发现和超越中寻找。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它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承认自然存在优先于社会以及处于社会中的单个个体。自然、社会和个体共存于紧密且互惠互利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以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为特征。在为了自身目的而克服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自身。主体性产生于客体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相互作用且牢不可破地相互融合，最终客体性为主体性所克服。
这种主客体关系对立的观点体现在两种相冲突的哲学，即关于个体属性以及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看法的分歧上。孤立的个人是存在主义的中心范畴。存在主义断言：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总是受到周遭的环境或他人的阻挠。这种外在的阻力扼杀了人性使其沦陷到他们自身的无个性和平庸的地步。
个人只有在与这些外在关系的争斗中才能获得本真价值。为通达本真自我和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转向内在并展示人性弱点。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即本真的精神与对死亡的恐惧相互纠缠之处，我们才能发现存在的意识和意义。
如此一来，存在主义将个人描绘成在本质上与他人，与自身内在和外在的敌对环境，与胁迫他的社会相分离的对峙态势。这一个人的孤立是不可慰藉的悲剧之源泉。将个人从其他现实的有机统一体、自然历史力量过程的必然运行中分离开来之后，存在主义不能达成个体的相互作用、人性思考和生存的环境、条件的相一致。确实，萨特说过，我们旨在让意识符合“真实性”，事物的世界是无用的。
凭借一个严肃的吊诡，孤独的人之精神在塑造其真正的存在过程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主权。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以自己的判断为指导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必须面向和解决所有的生存问题。
存在主义是我们时代最详尽的个体哲学。“尽一切代价成为你自己！”是其首要的戒律。它倡导受大众、阶级，国家所威胁的个人自发性，其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尊严、权利、行动甚至以变幻莫测的自主个性来反对任何压迫性权威、有组织的运动和机构。以个人自由作为其口号和至善，存在主义是一种不遵从传统成规和作风的信条。克尔凯郭尔在描述他是如何转向存在主义生活观时，写道“我开始将它视为我到处去创造困难的工作。”存在主义反对常规、外部强加的想法、规范化的行为模式以及一切与自我欲望相悖离的东西。萨特说，所有无自由选择余地的对计划的盲从是坏信念的证据。
存在主义抗议的目标是利益和其拥护者倾向的多元化。其范围从宗教正统观念到哲学系统化，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斯大林主义组织化，从资产阶级的道德到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克尔凯郭尔试图去打断伪善的丹麦中产阶级平静的思绪。尼采渴望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并超越善恶的超人。加缪和萨特卓越超群的超人是反叛者和局外人。西蒙·波伏娃和萨特的分析作家如萨德侯爵和让·热内，其思想和生活竟然无视道德行为的普通规则。
须说存在主义者的异端邪说并不一直都能完全摆脱他们所反抗的社会价值，克尔凯郭尔指责了其周围自鸣得意的公民之惰性和自欺欺人，并认为他们只是去以更为强烈的激情去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萨特为人的尊严而攻击毛绒衬衫和臭东西，倾向于将只对他自己蒙恩的整体自由人之概念作为其哲学和道德理论的支点。
存在主义宣称无阻碍的个体发展之紧要性。但是存在主义坚持宪法应符合特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化活动，这使得它不能为群众寻求一个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这是为何它具有不墨守成规而非革命的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与存在主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实质上是社会存在物；我们只有在社会并且通过社会才能成为个体。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孤立的个体只是一个抽象物。关于人类所有独特的事物（从制造工具、语言和思维到最近的艺术和技术的胜利）皆是由过去上百万年以来人类集体活动的结果。
离开了人，所有受社会限制和历史需求的属性从集体文化中抽离出来，这样除了生物属性之外基本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周围环境的社会内容决定了个体的特性。这不仅表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还表现在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情感、想象和观点。
甚至连当今人类感到的特殊孤独感也是社会系统的副产物。资本主义其中一个较大的矛盾是一边将强调将人类分开的条件一边已又将人类带进密切的“团结”中。资本主义使得劳动者进程社会化并且通过分割个人财产和竞争来将人与他人分离的过程中同时将整个世界编织成一个统一体。1844年，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伦敦街头拥挤的人群，此时他已经注意到这点，他在该文中提到：“这种独立的个人、狭隘的自我追求是我们社会随处可见的基本原则……”，他在一个世纪以前所发现的“野蛮的差异固执的尊严和说不出的苦难”如今仍然强烈地弥漫着我们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存在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运动已将其主要的目标和持续的关注之一放在保卫和扩大个体性上——尽管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违背了这一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否认作为一门哲学的个体主义能够提供一种社会变化和政治行动的恰当方法。因为社会结构塑造和主导个体生活，因此为了消除压制个人的条件以及创造适应无限制地培养每个人能力的环境，它不得不被工人的集体斗争所改造。
#四、自由、必然和道德
根据存在主义拥护者的意见，存在主义最卓越的价值在于其解释和捍卫人类自由的能力。他们宣称存在主义优越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存在主义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使人类生活屈服于决定论，决定论剥夺了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力和人类行为的道德责任。
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源于两种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实。科学与实践都证实了自然和社会具有表现为规则的规律性。同时，人类在行动的不同方向之间做出意向选择。那么普遍决定论和自由选择是如何共存的呢？
存在主义通过剥离摇荡在人类面前所有的决定论从而切断了难解之谜。那些非人类的存在可能成为属于客观因果的主体，但一个人却不能沦为一种事物的状态。作为一个人本应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说，完全由自我意志的连续行动来决定。当外在的环境迫使我们去成为或去做任何违背我们意志的事情时，我们不像是人而像自动装置那般行动。只有将我们自己从特定的条件下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够自由决定我们生活的特性和过程。
马克思主义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间于科学决定论和人类选择之间的悖论。只有通过揭示和理解自然，社会和思维，人性才真正是自由的。我们的目的只有在多变的科学知识使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变我们周遭世界的情况下才算是有效的。存在主义所吁求的个人自由与任何真实和现实的事物并不一致。人类必须在其生活条件的制约下才能有所行动，而且人类不能舍弃其因果律。
人类活动是一个外源性决定和自我决定的不平等合成。人类对环境有意识并积极做出反应，并采取措施来改变环境的某些方面。因果过程的主客观组成部分所采取的控制措施随着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能力的增强而发生改变和得以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历史已朝着深度的自由、朝着我们决策能力和导向能力的提升前进。
存在主义将决定论视为人类目标和愿望的一支“铁杆”。事实上，决定论根据特定的情况对我们既可以展示出敌意的一面也可以展示出友好的一面。在这个世纪，人类可以享受首次免费的穿越大气层甚至离开这个星球的体验。这是因为人类已经发现空气动力学和冲力的原理并利用它们来构造工具实现飞行的目标。在飞机制造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地把物质世界的决定论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针对我们。
社会决定论也同样如此。人类已经能够通过认识并遵循历史决定因素的要求行事，而不是通过无视和拒绝历史的决定因素来扩大他们的自由。美国人民明白必须要废除英国的统治和解放南部黑奴来获得和扩大他们自身为当时革命运动的所需的民族进步的自由。
如存在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和社会的必要性是我们所有的自由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它却远远与自由不相一致。
但是，相比在社会和历史演变过程中自由和必然相互作用的广泛问题，存在主义者更为关注个人责任较小的困境。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我们的行为需由相对人的评判标准来加以宰制。我们只对自己负责，而没有权利以任何超自然的来源使我们的决策神圣化和合理化。
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基础？我们对与错的标准从何而来？存在主义道德是毫不妥协的自由主义。我们通过我们完全未被限制的选择来创建自己和我们的道德。真正的自由通过其他可代替的可能性之偶然的选择来表现自身，并通过有意采纳自我的价值体系来实现自身。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并不依靠个人的先天能力去创造无条件和无动机的选择，而是依靠历史和社会的思考。其立场可被归结为如下几点：（1）道德在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其理性特征源于与特定历史现实的一致性以及对特殊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2）道德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它具有一般多变的内容和相对的特性。（3）在当下的文明下，道德不可避免地承担一个阶级的角色。（4）道德行为和判断没有绝对的标准。人类的行为自身并没有好和坏、值得称赞或值得贬斥之分。所有的道德规则必须通过普遍的条件，具体的历史需要、阶级利益和它们所服务的历史目的来加以评估。
道德的敌对理论应被置于构成冲突的行动方针的情况下来检测。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著作集中在这种“两者择一”的情形下：接受上帝或反对上帝，加入一方或舍弃另一方，转为叛徒或保持忠诚，死亡或活着。
存在主义坚持认为在情境自身内没有任何充分或有力的理由，也没有个人与情境的联系或者为保证选择一个情境而不是与它相互排斥的另一个情境之人的自我角色。萨特说过，人是透过自身没有东西可以进入世界的存在。这种否认的力量最有力地表现在我们对外在环境的反抗和自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绝对自由。有意识和超越性是的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人，“通过他们的选择就能认识他们。”
历史唯物主义再次声明这些选择并不是在一个空白中制造出来的。当我们能够在允许真正选择的情境下做出选择时，该选择是个人道德的难题。关于一个混乱而冲突的情境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决策过程只是整个道德行动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自愿行为是以客观环境为始点和以客观后果为终点的事件链条中的链接点。产生于特定阶段的连续状态、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动机、决策、行动和结果相互连接并彼此反馈。个体选择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满足性，也没有从与其他事实的本质关系中脱离出来，而是在于促成其特殊的赞同或反对、合作或抗议的性质。
存在主义否定任何在心理选择行动及在其中发生的环境之间的因果链条。他们避开个人做出选择的一刻，以免受所有推动和促进选择的因果关系和环境条件、动机和人类行动的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证明选择在与同时发生条件的整体性影响分离而且不受它的情况下才发生；这纯粹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
事实上，选择的力量远远不是无限。大量的社会、历史和生物的因素参与到道德决策的过程中。真正对个体开放的机会受限于自然和社会历史，同时受限于在特定的情况下运行的力量和这些机会的发展趋势。以上这些提供了客观的标准，此标准使得事前确定是否一种选择比另一种选择更好，或者，事后确定是否一种选择比另一种选择更好成为可能。而且，个体尽管并不是被先在经验和现有关联预先注定但是却预先倾向于去采取一种路径来代替其他的路径。要不然人类的行为将完全不可预测。
根据存在主义的价值观，最完满的善是个人的真诚，它为致力于一个自由选择的信念客体所确证。这种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自由表现的心理性质是道德价值唯一的准则。个体的自主感觉决定了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事物对与错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不是根据行动者的意向或情感来判断其行为的好坏，而是根据他们是否符合社会和阶级需要，是否遵循其历史目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行动有利于或阻碍社会主义目标推进的程度来断定它们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善行必须根据其后果来断定之，它们必须真正地导向我们不断地克服自然并减少社会罪恶。
#五、人的宿命
存在主义悖论最明显得表现在其人类宿命论上。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试图令人绝望而气虚喘喘地竭力去超越这种宿命论的哲学。存在主义动摇于这些极端中，极端界点的特征是等待着戈多——一个存在主义戏剧的杰出作品。他们等呀等，但是始终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事情改变、也没有任何人出现。他们的期望连续落空，他们陷入一个虚无的存在，但他们又必须继续这无望而无助的存在。
但是，这一学派的作者和思想家们不能停留在被贝克特所改编、无处释放的冷漠和惰性。贝克特的结尾也就是存在主义者们的分离点。在审视他们表面上最糟糕的地方之后，他们挑战起了悲剧存在的荒谬性。梅洛·庞蒂区分了“坏的”存在主义和“好的”存在主义。在他看来，坏的存在主义沉迷于纯粹的悲观主义，而好的存在主义则奋力为自身做计划以超越绝望。加缪将虚无主义的颠倒视为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基础。
萨特说，自由显然拒绝屈服于任何受外在限制的生命条件。真正的人将从全盘否定到行动中的自我肯定，从拒绝到接受。个人通过反对缠绕个人的“惰性实践”来伪造真实的自我，通过参与一个特有的风险、原因和未来来超越其特定条件。
存在主义将许多不同路径从原初深不可测的人类条件中脱离出来。诸如克尔凯郭尔、马塞尔．G、马丁·布伯、保罗·蒂里希等信徒尝试去寻求一条通往上帝的路。而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主义者则在世界内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案、一种超越的方法，这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一种激进的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正如朱莉安·西蒙斯机智地谈及这一问题：存在主义情愿“等待左撇子”也不去“等待上帝”。
然而，由于他们承认一切事物不可克服的模糊性，因此他们不能彻底地将自身融人任一运动目标。存在主义基本上仍然是在实现中间的一个挫败信条。最为辉煌的成就转为失败就如煤炭燃成灰烬一般。从是到应当的危险飞跃过程将不可避免地缺乏现实性。在加缪看来，反抗压抑的每一行动本身都是合理的，而同时它也制造了奴役的新形式。对萨特来说，超越行动否定了自身并在具体化过程中逐渐流逝直至消亡。它必将紧随着一个崭新而有创意的反抗，运用这一反抗反过来不能作用于其目标。
这样一来，我们感到饥饿却无法吃饱，我们渴望面包却被给予石头。最光明的道路蜿蜒于盲巷。生活不仅是一场赌博，也是一场骗局的终点。我被时间、历史和死亡的局限性所欺骗，它抹杀了我们最渺茫的希望。“我们骄傲的悲痛和愤怒的尘埃来自永恒并且是不会消亡的。”但人却会死亡。
萨特的悲观主义（存在主义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存在与虚无》的一句格言中：“人是无用之激情动物。”在如此一种严酷的人道主义中，每个风险必将最终沦为一个迷失的原因，它可以刺激能量在社会斗争中的痉挛性支出。但是被击破的潜在期望扩散了怀疑主义并逐渐削弱内在分裂个体的稳定性。
存在主义悲观的非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激进性质正面交锋，马克思主义确信人类将战胜一切阻碍。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人首先是能动的创造物，人类通过极大努力成功地将自身从动物发展到原子时代，这个时代是开启真正的人类事业的起点。
社会或社会主义革命（宣布人类进步接下来的阶段）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信念是乐观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指向记录在人类过去上百万年的进步过程中的历史成就，并指向作为值得人类劳动的清晰证明和未来的保证的知识积累、技术和世界文化的获取融合过程中的历史成就。
在被压制的悲惨世界中，为了更美好生活而作出的不懈努力、现代经济下工厂工人的重要角色、甚至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国际化和计划经济的第一次试验成功都使得马克思确信：我们时代最大的难题是我们容易受贯穿于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重建的解决方法的影响。
如过去一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遇到许许多多的惊喜、失败、失望和曲折。这些磨难是为以下一个事实所急需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我们不能不只能通过我们集体的努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去攀岩、甚至有时匍匐前进。然而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已经添加新的法规和人权，虽然其中需要付出血汗甚至努力地去魅。历史的后人已经尝尽了出生的苦恼和成长的困难而有所得。
#六、现代社会中的异化
如今，为何这么多的人觉得控制他们生活的多数力量是怀有敌意、费解而超出其自身控制能力和改变能力的呢？这种无助感从何而来以及我们又该怎样去摆脱它呢？他们在因果观和治疗现代社会异化方面的争议在两种哲学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线。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意识到当代社会异化下人的非人状态。异化表现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思维和双手的创造性决定了其创造者。这一奴役的受害者被剥夺了自我决定和自我导向的性质，这一性质使得他们高于动物。
在存在主义看来，人的异化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它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运，它是一个原始且牢不可破的人类特性，是“人性”的精华。自由而有意识的人被不可调和的逃离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尽管我们能够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价值和益处，但这并不能抹去其异化和荒唐的性质。
同样，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敌意被建构起来。我所提及的这个世界的意义其他世界的意义有所不同。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产生不断的冲突，他人将其意见强加给我们，从而取消自我的真实存在，同时扭曲自我的需求和目标去迎合他们异化的需要。
最后，个体很容易就迷失了自我。他人的冲突的威胁和索求使得我们的内在变得越发不愉悦。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变得越发不现实，由此导致只剩下我们所期盼和渴望的那些东西。
因为所有这些异化的来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在清醒的状态下眼睁睁地看着异化的发生并禁欲主义地忍受着它，同时我们也竭尽全力地克服异化。存在主义者们尝试去超越他们的命运——宗教、艺术创造、杰作、自由主义和社会革命等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通过其自身承认只是治标不治本且肤浅的。他们使得生命可容忍的并且多姿多彩，但是他们却不能也无能于消除异化。自由人必须以最适合自身的方式尝试着去克服异化——这只是他们的颂词而已。但是他们的努力表明这一颂词是无效的，因为这是他们凄惨的命运。
异化在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学中充当的角色就如亚当在基督目的论中被贬低的角色一般，它们都是原罪的写照。就像耶和华驱逐天堂这对犯错的情侣，责难他们的后代因有罪而须永生在地球上受难，因此通过人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拒斥他人、封闭自我。人在这般疏离的情况下，既不可减轻内心的痛苦，也不能得到心灵的救赎。
存在主义不是去说明任何异化状态下的存在，而是将异化作为人类永恒的根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再现异化和论证异化的合理性。
马克是主义给予异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异化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无能的产物。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类克服自然和自身社会关系的力量，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得以积累。
对幻想和宗教的盲目崇拜使得人类在他们超自然的存在面前匍匐前进，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捏造是异化最初的形式。但是，严重的异化不是建立在自然主体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通过剥削劳动而屈服于其他人的基础上的。
此种异化类型起源于高度发展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的敌对阶级。由于被剥夺了生产条件，大量直接的生产者失去其生活、自由、发展方法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在敌对社会势力的控制下，而不在生产者的掌控之中。这在奴隶制下表现明显，该制度是异化劳动的首个组织体系。资本主义是异化的最后表现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则显得更复杂和精制了。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步，劳动者阶层都屈从于不可控制的外在力量。他们不拥有任何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必须为其所有者劳作。甚至在参与生产的体力劳动之前，他们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给企业以获得用以生活支出的工资。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与其先辈决定了他们的条件和工作强度。在集装线上的男男女女显然能够证明这一点：工人只能沦为体力上生产因素的附属物。不是去锻炼其脑力，工人们不停地执行单一和重复的动作，该动作由此锻炼了其忍耐力。计划、工序和生产目的全都作为劳动者所面临的敌对而有害的力量而存在。
在工序的末尾，产品被运到市场上售卖，生产并不属于生产产品的劳动者而是属于那些购买了劳动力的雇主。在此不可克服的大量商品和货币功能，作为商业循环和周期性危机的波动不断涌现，即便是最大的资本家集团也难以控制。
当这种情况达到极点时，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使得社会各阶级成员相互竞争，产生了肆无忌惮的自我主义和自我吁求。处在资本社会中成员，不管其身份地位如何都陷入了一种敌对的氛围而不是相互团结。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来自于生产方式的矛盾关系以及由其自身所产生的阶级对立和竞争机制。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分工分化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体现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中、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他们反对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统治以创造性运动来反对商业主义；以军国主义来统摄科学；城市的贫民窟和少数民族区域与奢侈的公寓和酒店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之形式多种多样。在当今的美国，异化最残酷、最犀利的大规模表现是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根深蒂固的分离。
异化的这些污名损害了人类个性和健康，扼杀了幸福的机会。在贪婪的社会中，异化导致了许许多多构成日常生活之精神或情感上的混乱。
现代人类社会的异化能够被克服吗？存在主义坚信是不能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一个具有野蛮过去和当前剥削社会特征是可以通过变革旧的社会结构来加以摆脱的。既然我们能够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利用这种优越性来克服生活中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单一的机构有足够的能力和通过策略调整去执行该项任务：有意识地对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行宏观控制。这种单一的机构也就是在工人阶级中被异化了的劳动者。
将人类从异化的必然因果中解放出来的物质途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才得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集中了掌握在大多数劳动人民手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国际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将带来环境所允许的如此巨大的力量，它同时使得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时代必将一去不复返。
一旦所有生活条件下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方法上的必然不平等被消解，这些将社会分得支离破碎的物质分离的表现将随之消失。建立在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的平等和同舟共济的关系将促进整体个性的形成，而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状况。
#七、生存与死亡的意义
两种观点间的鸿沟涉及到一个对于生存和死亡意义的尖锐关注。从传统上来说，人道主义以往都以生命之最高价值来反对宗教所强调的死亡、复活和永恒。对人道主义而言，死亡应通过尽可能多产和快乐的凡人之寿命来衡量。
虽然存在主义不相信命定论，而非宗教的存在主义者则颠覆了这些价值并恢复死亡事实的确定性，该确定性在基督目的论和教堂实践中已经出现过。像中世纪死亡的默想者一般，雅斯贝尔斯认为：“哲思意味着学到老。”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坚持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哲学话题。也就是说，问题的答案在于：人生是否值得？海德格尔将生命限定为向死而生，他说：“当你站在一个新生儿的摇篮时，你对他的唯一确定无疑界定就是他有一天也是要死的。”
根据存在主义所言，生命不是通过个人自身的目的和活动，而是只有当他认识到其命运的全部内涵时方才领悟生命的最深层意义。大多数人胆怯地逃避这种可怕的死亡意识。凡人开始沉迷于日常事务和消遣娱乐，艺术家忙于创造性活动、哲学家忙于复杂思考。这只是一些消遣和幻象，只要个体拒绝去面对，它必将随毫不退缩且完满的意识而最终消亡的现实性。
死亡是道德和自由的基础，这是因为它迫使我们每个人去决定人生何种人生值得去过以及如何对待人生的方式。每一种道德选择皆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所有自由选择的生命价值被积累起来反对不可克服的死亡前景。
海德格尔承认死亡是唯一旁人不能左右的事情。一旦我们限定自身并向死而生，那么我们将其内在化并将其融入存在整体性，赋予其以意义。另一方面，对萨特而言，死亡是一个无意义的外在事实和不能内在为生命总体的限定。死亡自觉并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它只是通过迫使我们去决定反抗传统价值来提高我们的个体性。萨特提到：“每个人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这是一种直接面对死亡的选择。”
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赋予生命以所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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